4月20日，2021年中超联赛恢复，采取分阶段赛制，第一阶段16支球队分为两组，分别在广州和苏州进行比赛。中甲和中乙联赛将分别于4月24日和5月15日开赛。

随着金元足球泡沫的破灭、大量球队分批退出、足球是否具备公益属性的讨论、中性名、工资帽等新政的“强制实施”，让今年的中国足球备受争议。

从1994年至今，中国足球职业化已走过27个年头。一路走来，投入金额不断增加，足球改革计划不断推进。然而，中国男足的世界排名却从40位左右跌落到77位，落后人口只有16万的库拉索岛一位。三级联赛（中超、中甲、中乙）尚未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。职业球队几乎没有自给自足的功能，过于依赖投资人，生存甚至取决于投资人是否退出。不重视青训、盲目归化外援、疯狂砸钱天价引进外援等功利表现，不断侵蚀着中国足球。

中国足协战略规划委员会副主任、教育部校园足球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璐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，说到中国足球的症结，很多人能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，但真正坐下来研究的人却寥寥无几，相关决策者也不知道该听谁的。“中国足球充满了功利主义，这些年来，中国足球一直没有找到病根和正确的方向。”

“金元足球”破产

为限制俱乐部盲目投入、超额支付，早在2018年12月20日，中国足协召开的相关会议上，就公布了未来三个赛季俱乐部年度投入金额的上限：2019-2021年中超俱乐部分别为12亿元、11亿元、9亿元，中甲、中乙俱乐部分别为2亿元、3500万元。此外，还规定中超球队对国内球员的薪资上限为：税前1000万元，国家队可增加20%，为1200万元。但在实践中，由于球队投入属于市场行为，该政策缺乏约束力，难以落实。

根据中国足协2020年底出台的政策，从2021赛季开始，未来三个赛季，中超、中甲、中乙俱乐部单财年总支出（“投入上限”）分别不得超过6亿元、2亿元、5000万元。税前最高年薪（“工资帽”）方面，中超、中甲本土球员分别为500万元、300万元，外籍球员分别为300万欧元、150万欧元，中乙球员为120万元，U21球员为30万元。

为确保“工资帽”计划的实施，中国足协称，除了通过一两家知名会计师事务所落实“工资帽”政策外，还出台了一整套严格的违规处罚规定。单赛季总支出超额，超额比例在20%以内，扣掉6个联赛积分，超额比例在20%至40%之间，扣掉12分，再超额，最高处罚扣24分。

俱乐部若在支付工资方面违反规定，球队将被取消参赛资格，最终将面临降级的处罚。球员若未按规定申报收入（收益），一经查实将面临24个月的禁赛处罚。中国足协还规定，方案中提到的“球员收入”包括工资、有价证券、房产等，但不包括奖金。球员收入统一为税前工资；球员与第三方签订商业合同的，必须经中国足协或授权机构认可，否则收入计入工资；俱乐部不得通过关联公司向球员或其直系亲属支付现金或其他报酬。

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工资帽，和中国足球近几年的环境有关。张鹭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，当国务院和中国足协相关领导就工资帽问题征求意见时，他表示同意。“现在中国球员的身价太高了，再不干预，就踢不下去了。俱乐部也同意了，否则在恶性竞争下，俱乐部会越来越吃不消。”

3月19日，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在接受白岩松专访时表示，中国足球正处于泡沫之中，很多投资者都表示难以维持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它真的到了“崩盘”的地步。“中超俱乐部的投入一般每年都在七八亿元，甚至一两亿多，这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。中超俱乐部的投入是日本联赛的3倍，中国球员的薪水是日本球员平均薪水的10倍，大家都很难坚持下去。”

去年12月，在中国足协召开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治理专题会议上，陈戌源称，“我们俱乐部的投入是日本J联赛俱乐部的3倍多、韩国K联赛的10倍多，球员的薪水是J联赛的5.8倍、K联赛的11.7倍。中超联赛投入这么大，还是没醒悟，是良心死了吗？”

2011年，中国迎来了金钱足球时代。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升入中超，金钱足球也开始登陆中国足球市场。金钱铺路，大量国内外优秀球员和教练加盟，球队先后夺得8次中超联赛冠军、2次亚冠联赛冠军、2次足协杯冠军、4次超级杯冠军。足球市场正常生态被打破后，众多球队纷纷效仿，疯狂加大投入。

尤其是一些外援的薪水更是达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。2016年12月29日，阿根廷球星特维斯加盟上海绿地申花，签订了一份为期两年的合同。他曾公开表示，自己在申花的年薪为税后3800万欧元。按照这个标准，两年内他将从申花拿走7600万欧元，折合人民币约5.6亿元。这一薪水超过了梅西和C罗，让他成为全球收入最高的球员。

2017年2月，德国足球网站更新了2017赛季中超16支球队各自的总身价，总身价高达7600万欧元的上海上港队，远超广州恒大（4818万欧元），成为亚洲身价最高的球队。16支中超球队中，有11支球队的总身价超过千万欧元，其中，上港队以6000万欧元引进的巴西球星奥斯卡，在网站上的身价仅为3500万欧元。值得注意的是，2017年，陈戌源担任上港集团董事长。

据东方体育报报道，2019赛季中超球员总薪资高达48亿元，球员平均年薪约1000万元，甚至超过多支英超球队。随着金钱足球盛行，一些“平民球队”也被迫加大投入。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曾透露，该集团2019年的投入就达9.5亿元。不过，这笔投入最终只让球队取得了当赛季联赛第8名的中游成绩。

近年来，中超联赛中埃尔克森等多名优秀外援也纷纷归化。张鹭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，解决足球根本问题的关键是培养本土球员。如果花大笔钱归化球员，势必会抑制中国足球的普及和国内球员的成长。归化球员除了追求短期利益外，从长远来看没有任何意义。“日本曾经一度使用归化球员，但现在又恢复了本土化，国家队的水平也提高了。”

《体坛周报》副总编辑马德兴注意到，以2002年中国男足闯入世界杯为分水岭，商业巨子投资足球队的起点发生了很大变化。从中国足球职业化的1994年，到2002年，很多老板本身就是足球迷，他们投资足球更多是因为对足球的真爱，一种情怀。但后来进来的很多老板对足球没什么兴趣，他们把俱乐部当成宣传自己和公司的工具，平日里很少去球场看比赛，只有球队拿奖了才出来露面。

2015年3月16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》，其中提到了不少关于足球产业的内容，包括：研究推动依托职业联赛发行足球彩票；加强足球产业发展；加大中国足协的市场开拓力度；建立足球赛事电视转播权市场竞争机制等等。

马德兴说，上述足改方案公布后，不少老板看到了足球产业的商机，纷纷涌入足球市场进行投资，他们单纯地认为只要花钱就能把足球搞好，就能从足球产业中获利。在这种肤浅的认识下，他们投资足球的动机是不纯粹的。金钱驱动下的足球让球员的身价膨胀，也让球员变得懒惰。“这几年，我们的球员来钱太容易了，有的球员只要在国内踢球坐板凳就能拿到四五百万的年薪，比五大联赛一些球员的薪水还高。他们更不愿意提高水平，离开舒适区，到海外踢球。”

一位市级足协负责人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现在很多投资人根本不懂足球，只求出成绩，想用两三年时间打造出一个顶级俱乐部，这完全不符合足球发展的规律。前几年太多俱乐部盲目烧钱，如今金元足球泡沫破灭后，只剩下一片狼藉。“为什么会有泡沫？就是因为功利主义，大家都想快速出成绩，走捷径，这也扰乱了球员市场。”

该负责人还表示，“有的投资人并不是热爱足球，只是想获得政策红利，甚至有的投资人以建足球学校的名义拿地，最后把地皮变成商业用地，毕竟教育用地的价格比商业用地优惠多了。”

淄博蹴鞠队原主教练侯志强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，如今金元足球泡沫已经破灭，足球的投入成本也会大幅下降。他估算，在今年目前疫情形势下，中乙、中甲、中超分别投入1000万元、2000万至3000万元、1亿元，基本就能维持正常运转。

球队大规模解散的背后

3月29日，中国足协公布《2021赛季大名单》，三级联赛共有57支球队参赛。

中超卫冕冠军江苏苏宁未能取得入场资格，球队最终因投资方不感兴趣而正式解散。继去年天津天海之后，成为中国足球连续第二年有球队主动退出中超。此外，2021赛季共有6支球队退出三级联赛，包括中甲球队泰州远大、内蒙古中优、北京人和，以及中乙球队深圳富钢和江苏盐城。

2020年，共有16家俱乐部退出丙级联赛，其中不乏辽宁足球俱乐部等老牌球队。据中国足协公布的信息，辽宁宏运足球俱乐部等11家俱乐部因“欠薪且未能解决”等原因，未能通过准入审核。2020年5月24日，该队宣布告别职业联赛。这支成立于1953年、培养了大批国脚、创造“十冠王”纪录的球队，退出了足球舞台。而包括天津天海在内的另外5家俱乐部，同样因涉及资金问题，“主动声明退出职业联赛”。

根据中国足协公布的扩军计划，到2023年，中超联赛球队数量将由16支扩军至18支，中甲联赛球队数量将由18支扩军至20支，中乙联赛球队数量将由20支扩军至30支左右。随着大量球队退出，业界对三级联赛扩军的前景也愈加担忧。

球队的退出也让一些球员陷入了困境。讨薪一年，一分钱都没拿到。这是2020年辽足前球员、教练、工作人员的关键词。辽足预备队一名球员为了生计，不得不在蛋糕店打工，月薪2000元左右。“去体育局闹，烦死了，足协也不受理。最后请了律师帮忙打官司，但上诉被驳回。他们向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，但俱乐部被取消，中国足协也不再仲裁此事。有球员向辽宁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发出仲裁申请，得到的答复是‘不予受理’。理由是，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（人事）争议处理范围。” 一位中甲球队前主教练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虽然球员看似地位很好，但其实他们非常弱势，权益维护渠道还比较缺乏。“球员在整个职业发展改革中没有发言权，有的球员说裁就裁，说不裁就不裁。”

还有观点认为，大批球队退出，除了经济问题，也与中国足协2021年推动的中性队名改革有关。黄胜华主席在接受东方体育报采访时表示，中性名改革推行有些仓促，现在投资者还需要俱乐部的品牌效应，如果立刻要求队名“中性”，投资者的积极性可能会大打折扣，或许部分投资者会认为“降级无所谓”，对足球产业造成不小打击。

“疫情之下，很多企业的日子都不好过，中性名改为什么不推迟两年？”白岩松在采访中向陈戌源提出这个问题。陈戌源回应称，中性名改已经推行六年了。“受疫情影响，一些企业经营困难，我觉得这跟中性名改关系不大，并不全是冠名赞助带来的经营效益。有人说，这是压死一些俱乐部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我却不这么认为。”

关于性别中立改革，张鹭曾与日本J联赛创始人、有“日本足球教父”之称的日本国家队前主教练川渕三郎进行过长时间的探讨。日本职业足球俱乐部过去都是法人制，球员都是企业员工。川渕认为这样对俱乐部冲击太大，俱乐部沦为企业私有财产，不利于发展。球队名称中立化改革后，促进了日本职业足球的发展。张鹭认为，中国的性别中立改革也是正确方向，但何时、如何做要考虑，在实施过程中要尽量减少与俱乐部的磨合难度。

谈及卫冕中超冠军江苏苏宁退出，陈戌源称已与苏宁老板多次沟通，“足球本身是社会公益产品，投资者要有社会责任感，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。”此言一出，足球是否具备“公益”属性的话题也引发了业内热议。

马德兴称，足球投资人，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，都要体现公益性。今年很多球队退出的主要原因，并不是性别中立改革。中国足球职业化近30年来，方案多次出台，提出性别中立、工资帽等改革，但都没有引起俱乐部重视。“这次强制推行后，很多人抱怨，来得太快，来不及准备，这其实是借口。”

对于足球的公益性，张璐认为，职业足球是具有公益属性的商业活动，投资者投资足球既要有一定的公益性，也要有商业性的考量，这样可以增加公司的知名度，促进公司的发展。张璐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在强调公益性的同时，也应该有相应的对投资者的保护政策。“2010年，我在中超联赛委员会任职时就提出过，是否应该对投资者的公司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，但因为种种原因，这些建议并没有得到落实。”

“在中国足球文化不成熟、公益意识不够的背景下，我们不能要求投资者讲情怀、讲公益，把公司搞破产。”《足球之夜》杂志记者李八桥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表示，很多人对足球公益性理解不够，认为公益就不要钱。其实，福利彩票、体彩虽然有一定的公益性质，但也能赚钱。“关键是如何投资足球，才能体现公益性，让投资者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获得一定的回报。国内至今没有统一的共识。”

股权多元化改革是解决方案吗？

长期以来，三级联赛的俱乐部几乎都是由单一股东所有，这给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带来很多不确定性。

李八桥说，如果投资人不踢球了，又没人接手，俱乐部就会面临破产。在国外，很多俱乐部老板已经把足球上升到信仰的高度，但中国足球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高度。在南美和欧洲的五大联赛中，像博卡青年、拜仁、利物浦这样的俱乐部早已是百年老俱乐部，经历了社区足球、社区足球，才在企业投资下登上职业联赛舞台。但中国足球职业化还不到30年，很多球队都是从企业足球起家的，这也让球队缺乏文化底蕴。

2021赛季，在工资帽、性别中立等政策强制实施后，俱乐部实现可持续发展、保持长治久安，进行多元化股权结构改革是大势所趋。2015年出台的《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》明确提到：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。实行政府、企业、个人多元化投资，以足球场等资源入股，形成合理的投资来源结构。

目前已有多家俱乐部引入多方力量共同投入球队运营，1月12日中国足协正式公布股权转让信息，转让后，中赫国安、国网山东电力分别持有该俱乐部40%、30.69%、29.31%的股权。

3月8日，中国足协官网发布中甲联赛股权转让变更信息：原股东持有俱乐部100%股份，现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进行重要股权变更。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后，股权比例变更为俱乐部持股35.66%、俱乐部持股36.21%、俱乐部持股28.13%。常奥体育总裁陶婷婷表示，越来越多不同背景的公司参与到俱乐部的投资、运营和管理中，将增加联赛和球队的收入，使其更加稳定。此外，河南嵩山龙门、沧州雄狮等俱乐部也进行了股权多元化改革。

其他国家俱乐部股权多元化的成功案例还有很多。2018年12月，在中国足协组织的财务控制与管理国际研讨会上，企划部部长小林伸树介绍了当时日本俱乐部的股权结构和运营情况：俱乐部有372名股东；年净收入约3亿元，无负债；球员费用严格控制在总费用的30%以内。

部分俱乐部股权多元化改革的顺利实施，也让一些足球人看到了希望。2020年12月9日，淄博蹴鞠队主教练侯志强率队从中甲顺利晋级中甲，但投资方经营不善、欠薪严重，俱乐部最终与其签订了合作协议。四川华坤接手球队后，“大扫除”了原有的队伍包括教练、球员，组建了新的教练、球员团队。之后，“新淄博蹴鞠队”在成都谢菲联基地开始训练。他希望四川华坤对球队一年托管期结束后，球队能够回归淄博，俱乐部可以通过吸引政府或国企入股、参股等股权多元化改革，让球队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。

不过侯志强认为，在股权结构改革方面，也要考虑中国国情，不能完全照搬西方。中国足球的投资人更像是赞助商，不想投了随时就撤。他认为，应该有地方政府或者国企入股，起到压舱石的作用。包括山东泰山、河南龙门、沧州雄狮等，都有政府或者国企持股。

人民日报评论称，股权多元化既要结合国际经验与具体国情，更要把握足球作为社会事业和体育产业的多重属性。多元化股权架构确立后，球队不再是某个公司的“广告牌”，要想走得更远、实现良性运营，需要以市场为中心，更加注重球迷的感受。

马德兴认为，实施股权多元化改革，还要注重资本的有序化。不管有多少家企业进来，总体成本都要在可控范围内，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无节制地烧钱。“不能是改革前一个投资方烧钱，改革后多个投资方烧钱。”

“没有功利，一切都是空谈”

业内人士普遍认为，中国足球基础太薄弱，最大的原因就是球员人数少。近日，上海申花队主教练崔康熙在接受五星体育采访时表示，中国足球发展最重要、最根本的问题还是青训问题。“中国还需要更多的球员，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到足球工作中来。”

2015年足球改革规划中提到，要大幅度提高中国足球运动员的数量，在全国5000多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基础上，到2020年，具有校园足球特色的中小学要达到2万所，到2025年达到5万所，其中一定比例的学校要发展女子足球。2016年4月，国家发改委、教育部等部门印发了《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（2016-2050年）》。校园足球的近期目标（2016-2020年）是：加快发展校园足球，全国特色足球学校达到2万所，经常参加足球运动的中小学生超过3000万人，全社会经常参加足球运动的人数超过5000万人。 全国足球场地数量将超过7万块，实现每万人拥有0.5-0.7块足球场地。2020年9月11日，教育部、中国足协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《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八项体系建设行动计划》实施，其中提出到2022年，经常参加足球运动的中小学生人数超过3000万人的工作目标。

但这些政策的落实情况并不理想。教育部校园足球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璐介绍，德国注册足球运动员人数为208万，法国为103万，英国为82万。日本高中联赛球员人数约10万，日本踢足球的孩子约有100万，韩国、泰国踢足球的孩子也有数十万人。而中国从1990年到2014年，每年踢足球的孩子只有1万左右，近几年可能连1万都不够。

成都是全国首批足球发展试点城市之一，足球人才培养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。成都市足协专职副主席刘刚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在成都，每年参加市级比赛的小学足球队有1000多支；初中足球队只有20多支，高中足球队只有十几支。“小学五年级以后，由于学业压力加大，踢足球的孩子数量急剧下降。”

近年来，许多人认为，为了在2015年的高中入学考试和大学入学考试中增加足球的普及，兰州城市的足球运动包括在Zhang High 考试中，将其作为其他练习。这是一种最终分析中的功利足球。

“体育和教育融合”被认为是增加校园足球运动员的数量，并选择良好的足球才能，但曾经是一个系统，曾经是助理教练。继续学习和参加大学入学考试，或者去俱乐部成长，如果他们决心让孩子参加职业足球，则只会将他们的孩子送往俱乐部。

在日本和韩国等国家 /地区，这两个系统是连接的，而可以进行跨学业，因此可以出现一些良好的幼苗，例如韩国之星Ji-Sung，他们在校园足球比赛中也不得不融合。为了使学生保持健康和快乐，而俱乐部应在校外进行，应该在两个国家 /地区的学校中有一个明显的区别。

“体育与教育的融合”的足球模式在中国也是成功的案例。教练还在校园里训练和训练。

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的采访时，刘集团感叹近年来成都足球的成就使耐心摆脱了功利主义，并从小就开始向儿童教足球，“近年来，中国足球都太实用了。为了政治成就，即使是一些学校领导人，也关注学生的足球表现。

近年来，许多地方声称专注于青年培训，但实际上，由于大量投资，长期的周期和较慢的成绩，这是一个长期的系统项目，只有少数几个俱乐部能够真正地培训八年级的训练，这可能会花费10年的时间来训练年轻的足球，即使您的培训也可能需要15年，因此“我们10年前所做的事情逐渐显示出结果。”

MA 告诉中国，近年来的许多足球改革本身并不是问题，但是如果某些政策没有适当地实施，那么他们将是一个空无一人的言论“在足球改革的过程中应该允许反复试验。我们不怕问题，但我们害怕不改革。”

中国新闻周刊，第17期，2021年